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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以1917年作為新文化運動的起點是學術上一個狹義的界定，但是，1917年是新文化運動發展如火如荼的時刻，至1919年5月4日達至最高峰，卻毋庸置疑。所以，值此 新文化運動 百年紀念之際，本報邀集數位青年學者，開辟 新文化運動百年 紀念專題，以百年和5月4日為時間基點，推出系列報道，以年輕一代的研究成果與激揚文字，向先賢致敬，向時代獻禮，以此紀念這一場長久影響中國的文化運動。
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
「大師」
《新青年》
「陳獨秀」
民國老畫王智明 博客報上的紅樓
1916年冬，旅居法國的蔡元培接到教育部的電報，召其速回國就任北大校長。經歷瞭一番斟酌取舍之後，1917年初，蔡元培正式走馬上任，由此開啟瞭 五四 北大的一段傳奇。
蔡元培到京後，先去拜訪時任醫專校長的湯爾和，向他咨詢北大的情況。湯爾和向他提議： 文科預科的情形，可問沈尹默君；理工科的情形，可問夏浮筠君 。沈尹默時任北大教授，夏浮筠系北大理科學長。此外，湯爾和還推薦陳獨秀擔任文科學長，介紹其正在主編《新青年》， 確可為青年的指導者 ，並當場取出十餘本《新青年》供蔡元培翻閱。
蔡元培從善如流，立即去拜訪沈尹默。沈尹默此後又對蔡元培作瞭幾點建議，其中包括成立教師評議會 這奠定瞭民國時期北大教授治校的傳統 以及同樣向蔡力薦陳獨秀，蔡遂請沈居中斡旋。據沈尹默回憶，陳獨秀起初考慮到《新青年》據點在上海，不願來京，蔡元培便盛情邀請陳獨秀將《新青年》搬到北京來辦。陳獨秀為蔡元培的求賢若渴之心打動，欣然出任北大文科學長，同時將《新青年》一並遷來北京。
其實，早在蔡元培長校之前，沈尹默、朱希祖、馬裕藻、沈兼士、錢玄同、黃侃等 章門弟子 （沈尹默實際上未從章太炎受業，但也被誤認為是章太炎門生）即已先後進入北大，並以 新人 姿態自居，試圖占領北大的陣地，與嚴復派的 老人 相抗衡。而當陳獨秀執掌北大文科之後，更是在蔡元培的支持下，大刀闊斧地進行人事革新，聘請胡適、章士釗、李大釗、魯迅、周作人、劉半農、梁漱溟、熊十力等來校任教，一時間，北大文科人才濟濟。《新青年》亦由此依托北大教老虎 王智明授同人圈，由陳獨秀、魯迅、周作人、錢玄同、胡適、劉半農、沈尹默七人輪流編輯，北大教授們紛紛慷慨贈稿，形成穩定的作者群， 一校一刊 遂相得益彰，新文化運動由是濫觴。
北大面目自此煥然一新，帶來瞭新的空氣。據曾為北大學生的楊振聲回憶，在文學革命之前，中文系的教授中，黃侃教的是駢文，上課就罵散文；姚永樸教散文，上課就罵駢文。新文學運動興起後， 他們彼此不罵瞭，上班都罵白話文 。可從一側面見出新風潮對於舊思想的震動。
西齋的書呆子多，東齋的公子哥兒多，三齋的社會活動傢多
「文學院」
「理學院」
「法學院」
北大此前原設文理法工商五科。蔡元培主持北大後，認為文理兩科是所有應用科學的基礎，遂決定隻保留文、理、法三科，將商科並入法科；將工科並入北洋大學。北大從此分為三個院，文學院、理學院與法學院。
文學院，也稱為第一院，即著名的 沙灘紅樓 ，在紫禁城神武門以東的漢花園。紅樓坐北向南，呈凹字形，是一棟四層磚木結構的紅色建築，還有一層地下室。民初建成的時候，最初計劃作為宿舍使用，後來改為文科教室。
理學院，即第二院，在景山之東馬神廟（後改名景山東街）路北。理學院是京師大學堂舊址，原為公主府。府邸保持舊式庭院的佈局，但建築是清末的半西式建築，如方形的教學樓、數學樓，長形的理化實驗室等，都是二層樓。樓前有個大水池，樓四周有花木，春日丁香海棠盛開，十分爛漫。
法學院，又稱第三院，在北河沿路西，第一院的南邊，這裡是譯學館的舊址。劉半農所描寫的 北大河 即在此，在1917年劉半農初來北大任教時， 河水永遠是滿滿的，亮晶晶的，反映著岸上的人物草木房屋，覺得分外玲瓏，分外明凈 ，頗饒情致。
北大的學生宿舍（當時隻有男生），也按三院的佈局分為三處，沙灘的東齋，住的大半是文科學生；馬神廟的西齋，以理科學生為主；而北河沿的三齋，則多是法科學生。因此，學生們打趣曰： 西齋的書呆子多，東齋的公子哥兒多，三齋的社會活動傢多 ，由此可窺見當時各學科的風氣。
1919年，正值新文化運動如火如荼之際，北大校長蔡元培曾發表一篇題為《文化運動不要忘瞭美育》的文章，呼籲致力新文化者不要忽略美育，並在文中勾勒其理想的美育烏托邦： 專門練習 的有美術學校、音樂學校、美術工藝學校、優伶學校等，大學校又設有文學、美學、美術史、樂理等講座與研究所； 普及社會 的有公開的美術館、博物館、展覽會、音樂會、劇院、公園、廣場，甚至包括 分行植樹、間以花畦 的大道等。蔡元培向來主張 以美育代宗教 ，在他看來，美育是新文化運動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，他在北大即身體力行推行美育，親自講授美學課程，並倡設書法研究會、畫法研究會、音樂研究會等多種學生社團。而實際上， 五四 時期北大所處的內城中心地帶，正是蔡元培老校長這種美育烏托邦一個具體而微的實現。
今日紅樓外觀
如今紅樓前的長街被命名為 五四大街
獨特經驗造北大學生
「故宮」
「三海」
「社稷壇」
展現新文化時期的北大片影，一所 緊挨著皇宮的大學
學生在課堂之上不憚於質疑老師，當堂辯論
文人薈萃的所在，留下許多文壇佳話
北大的前身是京師大學堂，是一所 緊挨著皇宮的大學 ，其所處的內城中心遍佈故宮、三海、社稷壇、太廟等皇傢園林壇廟。民國之後，隨著市政公所對於北京城市格局的改造，這裡逐漸崛起為京城新文化的中心，開辟有各式各樣的公園、博物院，而公園中還通常附設茶座、圖書館、講演廳、陳列所、音樂堂、體育場等文化設施。如1914年，社稷壇更名為中央公園，作為民國以來北京首個公園率先向公眾開放，園內設有教育部圖書閱覽所、衛生陳列所、監獄出品陳列處、行健會、臺球房、地球房（即保齡球房）、電影院、照相館等。同年，古物陳列所於故宮文華殿與武英殿成立，是我國第一個以皇傢藏品為主的博物館。1924年，太廟改為和平公園開放。
1925年，故宮博物院成立，迄今為止都還是中國首屈一指的古代文化藝術博物館。同年，北海公園亦正式對外開放，其不僅設有大型公共體育場與兒童體育場，且陸續開設松坡圖書館、北平圖書館和北海圖書館，令人嘆為觀止。梁啟超執教清華國學院期間，每年都會帶清華學生 作北海之遊 ，並延請名師在松坡圖書館講學。後兩個圖書館則於1931年合並為國立北平圖書館，即今國圖古籍館的前身，是當時遠東最現代化的圖書館，被時人譽為可與美國國會圖書館相媲美。此外，景山與中南海雖於1928、1929年才正式開辟為公園，此前也早已向公眾開放。這片內城中心區遂於1910-1920年代成為新式公共文化空間的集大成者。
當時以北大教授為主的文人學者多就近居於北大周邊地區。如胡適歸國後先是落腳於南池子緞庫胡同，後又遷至鐘鼓寺十四號等處。錢穆在北大教書初期寄寓在湯用彤南池子的傢中，後遷居東四附近的馬大人胡同。而張孟劬、張東蓀兄弟即便於西郊的燕京大學任教，也住在馬大人胡同，由此可見這片內城中心區在民國時期對於文化人的感召力，可媲美清代的宣南。因此中央公園、北海、太廟的茶座，如來今雨軒、長美軒、上林春、五龍亭、漪瀾堂等，都成瞭文人薈萃的所在，學者們在此論學、會客、休憩、著述，留下許多文壇佳話。
與此同時，以北大學生為主體的青年學生同樣住在宿舍或沙灘、北河沿一帶大大小小的公寓中。除瞭北大正式的學生之外，由於受到北大兼容並包的學風、自由旁聽的制度以及周邊濃鬱文化氛圍的吸引，這一帶還匯聚瞭無數有志於新文化、新文學的青年。他們遊走於大學、公園、圖書館和公寓之間，構成瞭獨特的文化生態，沙灘一帶甚至有瞭北京 拉丁區 的美名。如沙灘附近銀閘胡同的公寓中居住著沈從文、黎錦明、陳煒謨、趙其文、陳翔鶴等，北河沿附近著名的漢園公寓中寄寓有張采真、焦菊隱、於賡虞、王魯彥、顧千裡、王三辛、蹇先艾、朱湘、劉夢葦、丁玲、胡也頻等。北大周邊的內城中心區遂成為青年學子的烏托邦，可供他們自由自在地享用一切文化設施。
討論北大周邊的環境，除瞭上述的文化因素外，還需考慮的一點是政治因素。正如陳平原所言，北大是一所 緊挨著皇宮的大學 。這種抬頭即可瞥見紫禁城的紅墻綠瓦，隨時興起就能 檢閱 崇禎殉國的景山、宣統出宮的神武門、供玉佛的團城的獨特經驗，很容易造就北大學生不同於一般青年學生的政治意識，自許承接太學傳統，以天下興亡為己任。 五四 運動的爆發、包括少年中國學會等政治社團的創立等，很難說與北大的地理位置沒有千絲萬縷的聯系。
所得益處，當遠超過按課本逐章逐節的講解
「教授的課堂」
「北京大學」
「蔡元培」
馮友蘭曾有一段文字追懷求學北大時期對於蔡元培的印象，非常精彩： 道學傢們講究 氣象 ，譬如說周敦頤的氣象如 光風霽月 。又如程頤為程顥寫的《行狀》說程顥 純粹如精金，溫潤如良玉，寬而有制，和而不流。 視其色，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；聽其言，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。胸懷洞然，徹視無間；測其蘊，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；極其德，美言蓋不足以形容 。這幾句話，對於蔡元培完全適用。這絕不是誇張。我在第一次進到北大校長室的時候，覺得滿屋子都是這種氣象。 正是蔡元培校長這種自由、包容的人格氣象感召，奠定瞭北大精神的底色。
在這樣 兼容並包 、 思想自由 的思路下，北大的課堂風氣極其自由，表面上看甚至是有些散漫的。田炯錦曾追憶： 初入北大，甚感不慣，上課鈴響時，好些教員常遲延十分鐘左右，方到教室，但下課鈴響後，仍繼續講之不休，下一課的教員如守時，方到教室，學生簡直無法休息。有些教員上課兩三星期，尚未講入正題，有些教員編發講義，但過數星期後，又作廢另發，月考甚少，且不認真。
同樣，學生方面， 不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每課必到 ，這是旁聽生、偷聽生； 應該來上課的卻可以經常不到 ，這是正式選課的學生。北大旁聽的風氣很盛，對校外人士一視同仁，有諸多典故流傳，且這種傳統一直延續下來。如張中行曾回憶，劉半農曾開古聲律學，每次上課有十幾個人，到期考才知道，選課的隻有張一人；還有一堂法文課，上課的每次有五六個人，到期考卻沒有一個人參加，原來此課隻有一人選，後又退課，但教務忘記註銷瞭。最經典的是梁思成的故事 梁思成在北大講中國建築史，最後一節課講完，梁思成說： 課講完瞭，為瞭應酬公事，還得考一考吧？諸位說說怎麼考好？ 無一人答話，梁思成再問，還是一片寂然。梁思成像是恍然大悟，說： 那就先看看有幾位是選課的吧。請選課的舉手。 無一人舉手。梁思成笑瞭，曰： 原來諸位都是旁聽的，謝謝諸位捧場。 並向臺下作一個大揖，聽講的人也報之以微笑。當時已畢業多年的張中行對此的感觸是 想到北京大學未改舊傢風，心裡覺得安慰 。
但若如此便認為 五四 以來北大的風氣即是魏晉風度式的自由散漫，卻隻得其皮毛，旅館王智明未見其神髓。諸如上述田炯錦在回想北大教員上課方式的寫意之後，筆鋒一轉： 但一學期未滿，我即體認北大的長處。教員們多系學識豐富之學人，他們開始講的很多題外話，對該課以後的深入瞭解，大有功用。有些教員的功課雖未能按時講完，但確有許多心得，轉授給學生。隻要學生肯用功，而其所得到的益處，當遠超過按課本逐章逐節的講解。
逃課不是為娛樂，自己在圖書館浸淫
「他們的課程」
五四時期的北大，蔡元培校長持 大學為囊括大典，網羅眾傢之學府 的辦學理念，新人舊人，各安其位，傳為佳話。 五四 期間就讀於北大的川島就此情形有一段很生動的描寫： 在課程中：有 唯物史觀 ，有 現代政治 ，卻也有 孔子哲學 等等；教員當中：有穿著寬袍大袖拖瞭辮子的辜鴻銘 號 Thomson （湯生），有籌安會發起人劉師培，有孔教會會長陳漢章，有梁漱溟，去聘請馬一浮，因為 禮無往教 不來；但也有李大釗，陳獨秀，胡適，以及穿魚皮鞋子的劉半農，手提著大皮夾的錢玄同，（當時黃侃是挾著絳色佈書包來上課的） 。
然而，還有不容忽視的一點是，蔡元培長校後，對於北大的課程設置進行改革，將必修課減少，選修課增多。這在當時中國的高校中是一個創舉，各學院都會刊印精美的說明書，詳細開列本學期各系開設的課程、內容和教授名字，所有說明文字都由授課教授親自執筆，供學生挑選。選修課增多的好處是，就教師而言，可以將自己的研究與教學結合起來，真正做到教學相長，推進學術的發展；就學生而言，可以按興趣自由地選課、求知，得以真正在課堂上領略各位學者的學問和風采。
而那些 應該上課而不上課 的學生，逃課也不是為娛樂，而多是不滿足於課堂所授，自己在圖書館浸淫，這恐怕也是老北大的一個特色瞭。因此據說此類不上課的學生，反而是程度較高的，教授對他們亦另眼相看， 對於常上課的是親近，對於不上課的是敬畏 。
北大的課堂如此包羅各式主張、各類性情的師生，因此課堂往往成為師生之間思想激烈交鋒的陣地。教員之間，除瞭舊式學者與新知識分子的爭論甚至攻訐，同一立場、私交甚篤的學者之間在學術面前也是當仁不讓。如古文傢劉師培與金文傢崔適在北大的寓所恰好是對門，朝夕相見彼此恭敬客氣，互稱某先生，伴以一鞠躬；在課堂上則攻擊對方荒謬，毫不留情。此外胡適同錢穆在課堂內外關於老子年代問題的爭辯，胡適情急之下甚至作出 老子又不是我的老子 略帶意氣的表態；而當學生追問他何人的說法對時，他又心平氣和地回答： 在大學裡，各位教授將各種學說介紹給大傢，同學應當自己去選擇，看哪一個合乎真理。 也是學界的一段趣聞。
更值得一提的是，北大課堂上的話語權不限於教員，學生在課堂之上也不憚於質疑老師，當堂辯論，乃至能將不合格的教員問得啞口無言、趕出課堂；而教授們亦往往不以為忤，若學生真有見解，反而青眼有加。
如張中行曾談及，有一次胡適上課時，提到某種小說時曰，可惜向來沒有人說過作者是誰。一個姓張的學生站起來說，有人說過，見過什麼叢書裡的什麼書。胡適很驚訝，也很高興，以後上課，逢人便說： 北大真不愧為大。 後來那位張姓學生成為瞭史學傢。還有一次關於佛學的討論會，胡適發言比較長，正講得津津有味之時，一位學生怒氣沖沖地站起來說： 胡先生，你不要講瞭，你說的都是外行話。 胡適回答： 我這方面確是很不行。不過，叫我講完瞭可以嗎？ 在場的人都說當然要講完。張中行評價道，這是紅樓的傳統，堅持己見，也容許別人堅持己見。
如此，學生們有底氣、更有能力質疑、挑戰老師，骨子裡是有五四北大深厚紮實、又自由開放的學風作基礎的。也許正是這樣勤於鉆研探索、敢於主動發聲、敢於挑戰權威的精神，造就瞭五四期間 同學少年多好事，一班刊物競成三 的傳奇，即北大學子自主創辦瞭《新潮》、《國民》與《國故》這三種各領風騷的刊物，從而與師長主導的《新青年》相互輝映，共同寫就瞭北大與 五四 的故事。供圖/林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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